最佳企业管治大奖20周年：推动变革的大奖

香港--(BUSINESS WIRE)--(美国商业资讯)-- 在庆祝“最佳企业管治大奖”20周年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Nicky Burridge采访了自大奖设立以来见证香港企业管治环境转变的人物。从强调披露的重要性到关注可持续发展，大奖反映出企业管治的重点变化，并帮助推动管治的发展。

香港会计师公会于2000年首设最佳企业管治大奖时，香港已经是区内企业管治领域的领导者，尽管当时的地区标准尚未发展完善。与公会本身一样，大奖后来亦经历了更名。事实上，香港会计师公会自1995年以来一直积极推动企业管治，编写了五本刊物，包括改善企业管治的建议、成立审核委员会和董事酬金等方面。公会倡导及专业发展部总监Peter Tisman表示：“在促进卓越企业管治方面，我们走在香港前列。”

即便如此，他形容当时的企业管治框架为“相当基本”，而早期的企业管治守则《最佳实务守则》仅有一两页纸。他说：“当时家族控制的企业占大多数，某些方面的披露并不是特别好。关于董事会的会议次数、出席会议人数和酬金等方面的信息不是很多。” Peter Tisman补充道，尽管首届企业管治大奖的评审团称，按照国际标准来说香港的企业管治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地区标准亦属于高水平，但香港还可以做得更好，以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尽管他认为奖项本身不可能真正驱动变革，但他确实认为公会的这项大奖有助于洞悉趋势发展，支持变革，并推动公司和公营机构朝正确方向发展。他例举了2011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奖”，他说：“当时这方面并没有很盛行，但是企业很快就朝这方面努力。”

大奖的转变也反映出香港在企业管治领域的发展。多年来大会逐渐重视甚至增设奖项，特别强调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以及内地企业的管治等范畴。2016年，大奖进行了革新，名称不再使用“披露”一词。“良好的信息披露毕竟只是卓越企业管治的一部分而已。在2000年那时，信息披露普遍不足够，那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 Peter Tisman解释道：“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企业要有全面的企业管治文化，并要根植于公司的基因之中。”

为确保大奖与时俱进，大奖筹委会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检讨汇报，检视如何改进下届大奖。他说：“我们一直探究跟投资者和公众期望相关的范畴。”

大奖规模不断扩大反映出公司对企业管治日益关注。第一年，评审团仅审阅了50份年报，共有七名得奖者。去年，评审团审阅了500多份年报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共有26名得奖者。Peter Tisman说：“这些年来，大奖的规模增长了许多。我们非常感谢遴选委员会、评审团、大奖筹委会成员和公会员工每年为大奖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随着香港的企业管治发展变化，会计师的角色也在演化中。Peter Tisman说：“会计师一直为企业提供关于企业管治、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方面的建议，这些年来随着这些领域变得日益重要，会计师的角色也有所改变。”

他补充道，现在公众也期望会计业在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ESG报告中的量化和分析方面。他说：“这是推动更标准化的ESG报告鉴证的开端，而会计业定能在当中发挥作用。”

Peter Tisman希望看到大奖变得更自动化，利用科技将更广泛的企业传讯纳入考虑，以更深入了解企业背后的管治和可持续发展文化。他还希望看到尽职管理守则和机构投资者职责有更大进展，以及企业管治与可持续发展更高度融合。

然而，他最希望上市公司和公营机构都能主动达到社会、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所期望的，从而不再需要大奖的推动。

认同良好企业管治的好处

Ivey Business School教授兼亚洲区副院长Chris WH Chan担任大奖的评委多年，他看到这些年来公司对企业管治的态度，已从遵守最低要求转变为认同实行良好管治的好处。

他说，自从大奖设立以来，香港企业管治的基准已大为提高。他说：“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负面事件带来了重大警示，促使大家做出更多努力，但我认为这仍然取决于公司持有者和高管如何看待企业管治在整套价值模式中的重要性。”

随着企业管治的发展变化，Chris WH Chan认为香港的标准需要反映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高度集中的状况。他说：“无论是国有企业、家族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都必须达到最低限度的企业管治标准。但是同时，由于企业所有权的类型不同，企业管治的应用也需要有所不同。”

对于国有企业，Chris WH Chan在评审时关注跨企业贷款、国有资产的转让和出售、以及政府是否在董事会中发挥积极的管理角色。对于家族企业，他会看董事会的组成，并指出15年前，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只需拥有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而现在独立非执行董事则需要占董事会的三分之一，而他希望看到比例能进一步增加到50%。

他补充道，10至15年前，独立非执行董事通常来自同一批人，所以他们会于不同公司董事会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他说：“现在，我看到有改进了。他们的独立性、发言度和参与度都大为提高。”

Chris WH Chan看到的另一种变化是任命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透明度，以及董事会会议的信息披露程度都有所提升。他说：“公司现在不仅报告董事会会议的出席率，还报告会上讨论的议题。”他补充道，即使如此，公司在董事任命标准和董事参与度方面仍然存在报告不足。

Chris WH Chan认为，公会的大奖有助于提高公司对企业管治重要性的认知。他说：“让企业意识到严谨而令人信服的企业管治实务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并非易事，但我认为公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推广这个讯息，并向许多公司灌输这种思维。”

他认为，大奖也营造了企业间的同行期望，并有助影响香港的监管框架。在过去五年，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看到更多中型公司甚至是初创企业参加大奖。

总体而言，他认为无论公司仅仅视企业管治为合规工作，还是将其看作为股东增值的工作，都对公司的企业管治实务带来巨大影响。“即使时至今天，香港很多中型公司仍然只是遵守监管机构的最低要求，但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排名前30%至40%的公司在不断加强企业管治，并意识到企业管治会对公司带来好处。”

持续发展

自从大奖设立以来，能源集团中电控股每年都榜上有名。该公司将其成功归功于不断改进的企业文化。中电控股CEO Richard Lancaster解释道，公司在各个业务方面都不断求进。他说：“我们相信，强大、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在业务的各方面都要有良好表现。无论是我们的运营表现、安全表现还是财务表现，这些都有助提高企业实力，而企业管治亦是其中一部分。”

他补充道，中电控股保持一套坚定的价值观，业务的一切活动都以此为依归。他说：“从事能源业，我们为公众提供社会服务。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情，并且要高度透明。我们有一套简单而明确的价值观：我们重视人、社会和环境，也关心营运业绩并确保完全遵守法律和准则。” Richard Lancaster说，中电控股由主席Michael Kadoorie爵士到董事会和高管，以至整家公司的一线员工，都实践着这套价值观。

他还补充道，中电控股建立了强而有力的企业管治框架，以确保贯彻融入集团的文化之中，而中电控股的董事会以及审核及风险委员会都致力监督集团遵守这些制度。

Richard Lancaster指出，自从公会首次颁发大奖以来，企业管治在这20年间也在演变中，以应对商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的改变。与许多企业一样，中电控股也面对着巨大的战略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他说，这亦不断改变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变得日益关注企业ESG方面的表现。“我认为中电控股处于这个趋势的前沿，因为我们拥有严谨的企业管治框架、深厚的文化并认真对待企业管治。

Richard Lancaster说：“中电控股重视企业管治的最大好处，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并保持高度信任。我们采用的整套企业管治方法、透明度及认真态度都有助于维系信任。”

他还强调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公司的企业管治政策变化十分重要，他们包括投资者、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以及其员工。“当企业管治制度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时，有人只视之为例行公事，而不一定了解其真正的内在价值。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并保持一致目标是最大的挑战。”

他说，展望未来，中电控股将继续专注于其ESG报告，而近年亦一直在加强报告的内容。该集团也面对部分任职良久的董事即将卸任的情况。他说：“去年，公司刚刚更新了董事会多元化政策，我们正在外遴选新的董事，让我们在未来几年继续拥有强大多元的董事会。”

他补充道，该公司持续嬴得公会的最佳企业管治大奖有双重好处。“首先，这对我们的员工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并有助巩固我们‘做对的事’的文化。其次，我们的高水平企业管治获得外部肯定，这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的信任。”

公司的良心

在中电控股年资很深的独立非执行董事Nick Allen认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加强企业管治和董事会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层面上，独立非执行董事可说是公司的良心。我认为，与管理私人公司相比，引入独立观点意味着公司的管理层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事情。”

Nick Allen认为，公司须重视企业管治，才能真正建立强而有力的企业管治，而那亦正是中电控股贯彻实践的。在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十年间，他见证着公司日益关注这个议题，并渐渐重视气候变化。

Nick Allen有份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既研究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又从短期战术角度看待投资。其他改变还包括，中电控制不仅在年报和年度股东大会投入更多资源与利益相关者沟通，每年还安排50多次股东参观设施的活动，而该活动更是由管理层人员或独立非执行董事主持。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角色也一直演变，现在Nick Allen还担任中电控股的人力资源及薪酬福利委员会以及提名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我之所以加入董事会，主要是因为我的财务背景，而且我在审核委员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现在我同时担任提名委员会和人力资源委员会的主席，我还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财务及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我在公司要担当多种职能。”

他指出，过去20年来，独立董事的文化有显著进步，而独立非执行董事现在亦得到更多培训。监管方面也有新发展，例如关于公司信息披露的《证券及期货条例》，Nick说，这意味着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明白其职责是什么。“香港有不断更新的ESG上市规则。另一个例子是，就着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董事会都要考虑向市场发布怎样的公开声明，这反映外在压力增加了。”

Nick 认为，企业的董事会有来自不同背景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非常重要。“如我一样，很多独立非执行董事都具备专业背景，可能是律师或会计师。董事会成员中拥有行业专长和具实际企业运营经验的企业家十分重要，因为在不同情况下，你会看到各独立非执行董事会有不同的意见。”

他补充道，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最具挑战性的一环，是要在监督企业遵规与监督企业运营等重要职责上取得平衡，同时又不能阻延进度和效率。

卓越企业管治的要素正不断演变，企业要在这领域脱颖而出，就必须敏锐应变、回应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尽管在过去20年中，香港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企业面临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环境，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

公会于2000年创立“最佳企业管治大奖”，当时只设有钻石奖、白金奖和金奖三个组别的奖项以及大奖。至2019年，大奖已增至六个主要组别，包括可持续发展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奖、自荐奖以及网上传递管治信息嘉许奖，颁出多达40多个奖项。

（本文为编译版本，原文首发于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杂志《A Plus》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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